
段祺瑞,字芝泉,安徽合肥人,故人称“段合肥”。1882年,到威海卫投奔在淮军做管带的族叔段从德,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。1885年,段祺瑞考入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,成为炮科的第一期预备生。学习期间,段祺瑞痴迷火炮的操作和校准测算股票配资信息,掌握不同风速下的射击技巧。
1886年,李鸿章视察学堂,在炮科实弹演练中,前面学员接连脱靶,唯独段祺瑞的三炮连中靶心。加之段是安徽同乡和淮军子弟的缘故,李鸿章向清廷大力举荐,这是段祺瑞发迹的开始。1889-1890年,清廷派遣段祺瑞到德国深造,期间在克虏伯兵工厂实习,进一步学习近代军事理论和火炮操典。
甲午战败的1895年末,清廷决定由袁世凯编练新式陆军,急需熟悉近代军事知识的人。段祺瑞从德国留学归来“懂西方军事技术”,又在北洋海防体系建设积累了一定经验,于是他加入袁牵头的小站练兵。如果把北洋新军看成一家新办公司的话,段祺瑞称得上带着技术入股。
1896-1899年,小站练兵期间,段祺瑞身兼炮兵学堂总办与炮兵统带两职,训练了北洋新军炮兵队伍。
1901年,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,段祺瑞升任北洋军政司参谋处总办,开始参与北洋军事体系的顶层规划。1906年,清末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“彰德秋操”举办。段祺瑞任北洋新军总指挥,与湖北新军对抗3天,北洋占得上风,进一步奠定了段在北洋集团的核心将领地位。
1911年10月,武昌起义爆发,清廷无力调动自称体系的北洋军,被迫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。袁为实现“借革命逼清帝退位、进而彻底掌权”的个人目标,选派段祺瑞为执行其战略的前线指挥官。11月13日,段祺瑞抵达湖北孝感,正式接任第一军军统兼任湖广总督,全面接管前线清军的指挥权。
段祺瑞到任后,一方面攻陷汉口、汉阳后,炮击武昌,将主力集中于汉阳、孝感一线,形成对革命力量的军事压制;另一方面按袁的意图放缓节奏,向革命方传递“和谈”信号。段祺瑞表面上保持清军统帅的强硬姿态,实则是胁迫清廷与革命党接受袁世凯提出的条件,为北洋集团谋取更大的政治利益。
1912年1月1日,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。此时,南北和谈尚未结束,1912年1月26日,在袁授意下段祺瑞联合北洋军47名将领,发表《北洋军将领吁请共和电》,要求清廷“立定共和政体”,否则将“率全军将士入京,与王公臣剖陈利害”。通电发出后,段祺瑞率军移驻保定,形成对北京的军事威慑。1912年2月12日,清帝溥仪正式退位,这是段祺瑞的“一造共和”。
客观上,段祺瑞的联名通电和军事威慑,以强硬手段终结了清王朝的统治,成为促成中华民国建立的关键推力之一。然而本质上,这一行为完全服务于袁世凯的独裁目标,通过军事压力迫使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,为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扫清障碍,最终让北洋集团掌控了中央政权,实现了派系利益的最大化。更关键的是,这种“以武力裹挟政体选择、用强权决定国家走向”的模式,彻底违背了近代民主共和制倡导的“民意决定、议会制衡”原则,不仅未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,反而为后续北洋军阀混战割据的局面埋下伏笔。
1912年3月,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,任命段祺瑞为陆军总长。
段就任总长后,秘密将北洋军6个师扩充至12个师加16个混成旅;通过“取消番号”和“削减军饷”打压革命军力;培育皖系小集团,安插安徽同乡和门生到关键岗位上。秘密扩军期间,段祺瑞向德国购买马克沁重机枪200挺、克虏伯野战炮150门,大幅提高北洋嫡系部队的装备水平。
1913年,因“宋教仁遇刺”和“善后大借款”等事件,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(辛亥革命是一次革命),段祺瑞助纣为虐,调度镇压。
7月,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湖口誓师讨袁,战事正式爆发。段祺瑞下令北洋第2师、第6师等后续部队开赴江西前线,协调湖北都督黎元洪侧击湖口,8月18日攻陷南昌,击溃李烈钧部,北洋军配备的马克沁机枪火力造成革命军2/3的兵力伤亡。接着重心转向江苏,调“辫子军”张勋部、北洋第3师曹锟部,从南北两个方向合击黄兴驻守的南京,9月1日北洋军占领南京。
“二次革命”不到2个月便失败了,南方7省成了北洋的势力范围。凭借血腥镇压革命力量,1913年10月,段祺瑞被袁世凯任命为国务总理,同时兼任陆军总长。
1914年2-7月,段祺瑞主导镇压河南的白朗农民起义,进一步暴露了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本质。
在胁迫清廷和镇压革命的立场上,段祺瑞是袁世凯坚定的追随者和拥护者,然而自1912年担任陆军总长起,通过掌控军官晋升、军队扩编,段在北洋内部培植起以徐树铮、靳云鹏等为骨干的皖系集团,陆军部几乎成为皖系的“私人领地”,这让依靠军队起家的袁世凯大为忌惮。
1915年初,袁世凯造势准备称帝,段祺瑞拿“共和不可逆转”做挡箭牌,两人矛盾开始显露。8月,袁世凯成立复辟的“筹安会”,段祺瑞拒绝参与,袁随即免去段的陆军总长职务,两人关系彻底降温。
1915年12月12日,袁世凯宣布称帝,否定共和的倒行逆施引发全国唾骂。段祺瑞隐为寓公但暗自串联掌控实权的北洋将领。眼见时机成熟,1916年3月,段祺瑞联合徐世昌、冯国璋等以“北洋元老”身份向袁世凯递信,直言“帝制不可行,若不取消,恐致北洋全军瓦解”,成为压垮袁世凯的“最后一根稻草”,迫使袁在3月22日取消帝制。
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,并非出于真正对共和制度的认同,实质是不愿拿北洋的集团利益与既有权力格局做赌注。袁世凯称帝的“家天下”体制,必然打破北洋集团“元老共治”的权力结构,损害段祺瑞在内的众多将领多年积累的现实利益和政治地位。虽然段获得了“二造共和”的称号,却并非为了捍卫共和精神,而是借这一舆论造势巩固其在北洋集团中的话事人地位,为后续凭借北洋势力主导中央政局、谋求个人独裁埋下了伏笔。
袁世凯生前凭借个人的威望,维系着北洋集团形式上的团结,但其病逝后,北洋失去了核心,分裂为直、皖两派主要势力。皖系以段祺瑞为首,掌控北京实权与安徽、山东等省,借助日本支持扩张。直系由冯国璋牵头,占据直隶、江苏等地区,后经曹锟、吴佩孚发展,成为皖系的主要对手。虽是北洋旁支的奉系以张作霖为核心,凭借东北地域崛起,成为影响全局的力量。三派此后为争夺地盘混战多年,成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主要势力。
按照《中华民国约法》规定,1916年6月7日,黎元洪以副总统继任大总统,无军权对大事上并没有话语权。段祺瑞则以“北洋元老”和陆军总长身份,续任国务总理,掌握中央行政和军事实权,埋下“府(总统府)院(国务院)之争”的种子。
在此期间,段祺瑞对外需求日本支持,进一步提拔徐树铮、段芝贵等嫡系,扩大皖系势力范围,对南方国民党持敌对态度。黎元洪不甘心做段祺瑞的“盖印工具”,积极寻求国会和美国的支持。
1917年5月,段祺瑞与黎元洪在对德宣战问题上争执不下,引爆“府院之争”。黎免去段的总理职务,段策动安徽、山东等13省“独立”向黎施压。6月,黎元洪被迫请张勋入京调停。
对于张勋复辟的心思,如果黎元洪预想不到,而精于算计的段祺瑞心里清楚。段躲在幕后,默许张勋以“调解府院之争”为名进京,暗中纵容其复辟闹剧,借张勋之手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、黎被囚禁后陷入政治绝境。张勋7月1日宣布复辟,黎彻底玩不转了,段祺瑞以“反对复辟、捍卫共和”为名,在天津组织“讨逆军”,迅速击溃张勋。好一招借刀杀人,此举既借复辟闹剧搞垮黎元洪,又凭“讨逆”之功赚得“三造共和”的名誉,重新掌控北洋政府实权。
1917年7月,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后,立马暴露独裁本性,拒绝恢复被解散的国会,否定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,主张“武力统一”全国。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,号召“维护《临时约法》、恢复国会”,联合南方军阀讨伐段祺瑞,护法战争爆发。
1917年9月,北洋军攻入湖南,一度控制湘北,段祺瑞的“武力统一”看似取得进展。然而南方护法军联合湘军赵恒惕反击,1918年1月在湖南大败北洋军;同时直系吴佩孚在前线按兵不动,公开反对段的“穷兵黩武”。北洋直系和皖系的“地盘分配”和“军费争夺”矛盾公开化。
面对军事失利和直系反戈,段祺瑞于1918年3月被迫辞去国务总理,但仍以“参战督办”身份掌控皖系军队和外交实权。1918年5月,护法运动在南北军阀的妥协中失败,孙中山感慨“顾吾国之大患,莫大于武人之争雄,南与北一丘之貉”,精准揭露了段祺瑞的伪装画皮。
1918年8月,段祺瑞通“安福俱乐部(安福胡同)”操纵选举产生“安福国会”,通过贿赂、胁迫等手段聚拢皖系支持的议员,推选徐世昌为大总统,建立更可控的政治框架。同时,段祺瑞借国会的名义压制南方革命势力,使其成为掌控北京政局的关键工具。
1917-1918年,北洋段祺瑞政府分8次向日本借款1.45亿日元(同期8000万美元),经手人是段的日本顾问西原龟山,故称西原借款。
西原借款附加了极其苛刻的条件,日本主动借钱给段祺瑞政府,却根本不担心还不上。段祺瑞授意曹汝霖、陆宗舆、章宗祥等卖国贼,除了拿东北的金铁矿和森林收入做担保外,还与日本签订《关于处理山东省各问题换文》:北洋政府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青岛和山东的权益,承认日本对胶济铁路的运营权,允许日本在青岛和铁路沿线驻军。
由于1918年段祺瑞北洋政府与日本的秘密换文,导致作为一战战胜国的中国,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被英、法、美等出卖,把德国青岛租借地及山东权益转让给日本,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爆发,亲日的北洋段祺瑞政府彻底丧失民心。
段祺瑞的亲日政策与“武力统一”引发各方不满后,直系联合奉系张作霖形成反皖联盟。1920年7月14日,直皖战争爆发。皖系军队虽是日式装备,却长期克扣军饷士气低迷,战力拉垮,开战不到10天便全线溃败,段祺瑞被迫通电辞去总理职务。皖系在直皖战争中一败涂地,长期操控“安福国会”、出卖国家权益,丧失道义是关键因素之一,段祺瑞从此失势退出北洋政府核心。
1924年10月,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曹锟政府后,因实力不足邀请段祺瑞复出,段遂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。1926年3月18日,段祺瑞卫队镇压反对八国通牒的请愿民众,47名学生和市民当场死亡,200多人受伤,制造“三一八惨案”,遭到全国民众的一致声讨。4月,段祺瑞被迫辞职,仅维持一年多的复出,终因派系掣肘与民心尽失草草收场。
1926年4月,段祺瑞辞职后退居天津,信封禅宗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,日本多次拉拢段祺瑞,希望借助北洋元老身份建立傀儡政权,段祺瑞拒绝。1933年,蒋介石担心段祺瑞被日本利用,将段“劝”到上海。1936年11月,段祺瑞病逝于上海。
段祺瑞标榜 “不抽、不喝、不嫖、不赌、不贪、不占”的“六不”清名,不过是掩盖政治野心的虚伪面具。他的“三造共和”实为沽名钓誉的把戏,反对袁世凯称帝、讨伐张勋复辟,从非真心捍卫共和,不过借“护宪”之名扫除政敌、巩固皖系势力,“三一八惨案”更是用血腥手段压制民众的爱国诉求,独裁野心昭然若揭。
其主导的西原借款更见其“私”,虽不贪个人小利,却为筹措内战军费,将山东矿权、铁路经营权等核心权益抵押给日本,直接牺牲国家主权换派系权势。所谓“六不清廉”,终究是“不贪小利却嗜大权”股票配资信息,用国家利益铺个人仕途,虚伪本质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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