股票配资信息半个枭雄段祺瑞，“共和”面具下的独裁者

段祺瑞，字芝泉，安徽合肥人，故人称“段合肥”。1882年，到威海卫投奔在淮军做管带的族叔段从德，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。1885年，段祺瑞考入李鸿章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，成为炮科的第一期预备生。学习期间，段祺瑞痴迷火炮的操作和校准测算股票配资信息，掌握不同风速下的射击技巧。

1886年，李鸿章视察学堂，在炮科实弹演练中，前面学员接连脱靶，唯独段祺瑞的三炮连中靶心。加之段是安徽同乡和淮军子弟的缘故，李鸿章向清廷大力举荐，这是段祺瑞发迹的开始。1889-1890年，清廷派遣段祺瑞到德国深造，期间在克虏伯兵工厂实习，进一步学习近代军事理论和火炮操典。

甲午战败的1895年末，清廷决定由袁世凯编练新式陆军，急需熟悉近代军事知识的人。段祺瑞从德国留学归来“懂西方军事技术”，又在北洋海防体系建设积累了一定经验，于是他加入袁牵头的小站练兵。如果把北洋新军看成一家新办公司的话，段祺瑞称得上带着技术入股。

1896-1899年，小站练兵期间，段祺瑞身兼炮兵学堂总办与炮兵统带两职，训练了北洋新军炮兵队伍。

1901年，袁世凯接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，段祺瑞升任北洋军政司参谋处总办，开始参与北洋军事体系的顶层规划。1906年，清末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“彰德秋操”举办。段祺瑞任北洋新军总指挥，与湖北新军对抗3天，北洋占得上风，进一步奠定了段在北洋集团的核心将领地位。

1911年10月，武昌起义爆发，清廷无力调动自称体系的北洋军，被迫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。袁为实现“借革命逼清帝退位、进而彻底掌权”的个人目标，选派段祺瑞为执行其战略的前线指挥官。11月13日，段祺瑞抵达湖北孝感，正式接任第一军军统兼任湖广总督，全面接管前线清军的指挥权。

段祺瑞到任后，一方面攻陷汉口、汉阳后，炮击武昌，将主力集中于汉阳、孝感一线，形成对革命力量的军事压制；另一方面按袁的意图放缓节奏，向革命方传递“和谈”信号。段祺瑞表面上保持清军统帅的强硬姿态，实则是胁迫清廷与革命党接受袁世凯提出的条件，为北洋集团谋取更大的政治利益。

1912年1月1日，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。此时，南北和谈尚未结束，1912年1月26日，在袁授意下段祺瑞联合北洋军47名将领，发表《北洋军将领吁请共和电》，要求清廷“立定共和政体”，否则将“率全军将士入京，与王公臣剖陈利害”。通电发出后，段祺瑞率军移驻保定，形成对北京的军事威慑。1912年2月12日，清帝溥仪正式退位，这是段祺瑞的“一造共和”。

客观上，段祺瑞的联名通电和军事威慑，以强硬手段终结了清王朝的统治，成为促成中华民国建立的关键推力之一。然而本质上，这一行为完全服务于袁世凯的独裁目标，通过军事压力迫使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，为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扫清障碍，最终让北洋集团掌控了中央政权，实现了派系利益的最大化。更关键的是，这种“以武力裹挟政体选择、用强权决定国家走向”的模式，彻底违背了近代民主共和制倡导的“民意决定、议会制衡”原则，不仅未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制度，反而为后续北洋军阀混战割据的局面埋下伏笔。

1912年3月，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，任命段祺瑞为陆军总长。

段就任总长后，秘密将北洋军6个师扩充至12个师加16个混成旅；通过“取消番号”和“削减军饷”打压革命军力；培育皖系小集团，安插安徽同乡和门生到关键岗位上。秘密扩军期间，段祺瑞向德国购买马克沁重机枪200挺、克虏伯野战炮150门，大幅提高北洋嫡系部队的装备水平。

1913年，因“宋教仁遇刺”和“善后大借款”等事件，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（辛亥革命是一次革命），段祺瑞助纣为虐，调度镇压。

7月，江西都督李烈钧在湖口誓师讨袁，战事正式爆发。段祺瑞下令北洋第2师、第6师等后续部队开赴江西前线，协调湖北都督黎元洪侧击湖口，8月18日攻陷南昌，击溃李烈钧部，北洋军配备的马克沁机枪火力造成革命军2/3的兵力伤亡。接着重心转向江苏，调“辫子军”张勋部、北洋第3师曹锟部，从南北两个方向合击黄兴驻守的南京，9月1日北洋军占领南京。

“二次革命”不到2个月便失败了，南方7省成了北洋的势力范围。凭借血腥镇压革命力量，1913年10月，段祺瑞被袁世凯任命为国务总理，同时兼任陆军总长。

1914年2-7月，段祺瑞主导镇压河南的白朗农民起义，进一步暴露了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本质。

在胁迫清廷和镇压革命的立场上，段祺瑞是袁世凯坚定的追随者和拥护者，然而自1912年担任陆军总长起，通过掌控军官晋升、军队扩编，段在北洋内部培植起以徐树铮、靳云鹏等为骨干的皖系集团，陆军部几乎成为皖系的“私人领地”，这让依靠军队起家的袁世凯大为忌惮。

1915年初，袁世凯造势准备称帝，段祺瑞拿“共和不可逆转”做挡箭牌，两人矛盾开始显露。8月，袁世凯成立复辟的“筹安会”，段祺瑞拒绝参与，袁随即免去段的陆军总长职务，两人关系彻底降温。

1915年12月12日，袁世凯宣布称帝，否定共和的倒行逆施引发全国唾骂。段祺瑞隐为寓公但暗自串联掌控实权的北洋将领。眼见时机成熟，1916年3月，段祺瑞联合徐世昌、冯国璋等以“北洋元老”身份向袁世凯递信，直言“帝制不可行，若不取消，恐致北洋全军瓦解”，成为压垮袁世凯的“最后一根稻草”，迫使袁在3月22日取消帝制。

段祺瑞反对袁世凯称帝，并非出于真正对共和制度的认同，实质是不愿拿北洋的集团利益与既有权力格局做赌注。袁世凯称帝的“家天下”体制，必然打破北洋集团“元老共治”的权力结构，损害段祺瑞在内的众多将领多年积累的现实利益和政治地位。虽然段获得了“二造共和”的称号，却并非为了捍卫共和精神，而是借这一舆论造势巩固其在北洋集团中的话事人地位，为后续凭借北洋势力主导中央政局、谋求个人独裁埋下了伏笔。

袁世凯生前凭借个人的威望，维系着北洋集团形式上的团结，但其病逝后，北洋失去了核心，分裂为直、皖两派主要势力。皖系以段祺瑞为首，掌控北京实权与安徽、山东等省，借助日本支持扩张。直系由冯国璋牵头，占据直隶、江苏等地区，后经曹锟、吴佩孚发展，成为皖系的主要对手。虽是北洋旁支的奉系以张作霖为核心，凭借东北地域崛起，成为影响全局的力量。三派此后为争夺地盘混战多年，成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主要势力。

按照《中华民国约法》规定，1916年6月7日，黎元洪以副总统继任大总统，无军权对大事上并没有话语权。段祺瑞则以“北洋元老”和陆军总长身份，续任国务总理，掌握中央行政和军事实权，埋下“府（总统府）院（国务院）之争”的种子。

在此期间，段祺瑞对外需求日本支持，进一步提拔徐树铮、段芝贵等嫡系，扩大皖系势力范围，对南方国民党持敌对态度。黎元洪不甘心做段祺瑞的“盖印工具”，积极寻求国会和美国的支持。

1917年5月，段祺瑞与黎元洪在对德宣战问题上争执不下，引爆“府院之争”。黎免去段的总理职务，段策动安徽、山东等13省“独立”向黎施压。6月，黎元洪被迫请张勋入京调停。

对于张勋复辟的心思，如果黎元洪预想不到，而精于算计的段祺瑞心里清楚。段躲在幕后，默许张勋以“调解府院之争”为名进京，暗中纵容其复辟闹剧，借张勋之手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、黎被囚禁后陷入政治绝境。张勋7月1日宣布复辟，黎彻底玩不转了，段祺瑞以“反对复辟、捍卫共和”为名，在天津组织“讨逆军”，迅速击溃张勋。好一招借刀杀人，此举既借复辟闹剧搞垮黎元洪，又凭“讨逆”之功赚得“三造共和”的名誉，重新掌控北洋政府实权。

1917年7月，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后，立马暴露独裁本性，拒绝恢复被解散的国会，否定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》，主张“武力统一”全国。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，号召“维护《临时约法》、恢复国会”，联合南方军阀讨伐段祺瑞，护法战争爆发。

1917年9月，北洋军攻入湖南，一度控制湘北，段祺瑞的“武力统一”看似取得进展。然而南方护法军联合湘军赵恒惕反击，1918年1月在湖南大败北洋军；同时直系吴佩孚在前线按兵不动，公开反对段的“穷兵黩武”。北洋直系和皖系的“地盘分配”和“军费争夺”矛盾公开化。

面对军事失利和直系反戈，段祺瑞于1918年3月被迫辞去国务总理，但仍以“参战督办”身份掌控皖系军队和外交实权。1918年5月，护法运动在南北军阀的妥协中失败，孙中山感慨“顾吾国之大患，莫大于武人之争雄，南与北一丘之貉”，精准揭露了段祺瑞的伪装画皮。

1918年8月，段祺瑞通“安福俱乐部（安福胡同）”操纵选举产生“安福国会”，通过贿赂、胁迫等手段聚拢皖系支持的议员，推选徐世昌为大总统，建立更可控的政治框架。同时，段祺瑞借国会的名义压制南方革命势力，使其成为掌控北京政局的关键工具。

1917-1918年，北洋段祺瑞政府分8次向日本借款1.45亿日元（同期8000万美元），经手人是段的日本顾问西原龟山，故称西原借款。

西原借款附加了极其苛刻的条件，日本主动借钱给段祺瑞政府，却根本不担心还不上。段祺瑞授意曹汝霖、陆宗舆、章宗祥等卖国贼，除了拿东北的金铁矿和森林收入做担保外，还与日本签订《关于处理山东省各问题换文》：北洋政府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青岛和山东的权益，承认日本对胶济铁路的运营权，允许日本在青岛和铁路沿线驻军。

由于1918年段祺瑞北洋政府与日本的秘密换文，导致作为一战战胜国的中国，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被英、法、美等出卖，把德国青岛租借地及山东权益转让给日本，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爆发，亲日的北洋段祺瑞政府彻底丧失民心。

段祺瑞的亲日政策与“武力统一”引发各方不满后，直系联合奉系张作霖形成反皖联盟。1920年7月14日，直皖战争爆发。皖系军队虽是日式装备，却长期克扣军饷士气低迷，战力拉垮，开战不到10天便全线溃败，段祺瑞被迫通电辞去总理职务。皖系在直皖战争中一败涂地，长期操控“安福国会”、出卖国家权益，丧失道义是关键因素之一，段祺瑞从此失势退出北洋政府核心。

1924年10月，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曹锟政府后，因实力不足邀请段祺瑞复出，段遂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。1926年3月18日，段祺瑞卫队镇压反对八国通牒的请愿民众，47名学生和市民当场死亡，200多人受伤，制造“三一八惨案”，遭到全国民众的一致声讨。4月，段祺瑞被迫辞职，仅维持一年多的复出，终因派系掣肘与民心尽失草草收场。

1926年4月，段祺瑞辞职后退居天津，信封禅宗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，日本多次拉拢段祺瑞，希望借助北洋元老身份建立傀儡政权，段祺瑞拒绝。1933年，蒋介石担心段祺瑞被日本利用，将段“劝”到上海。1936年11月，段祺瑞病逝于上海。

段祺瑞标榜 “不抽、不喝、不嫖、不赌、不贪、不占”的“六不”清名，不过是掩盖政治野心的虚伪面具。他的“三造共和”实为沽名钓誉的把戏，反对袁世凯称帝、讨伐张勋复辟，从非真心捍卫共和，不过借“护宪”之名扫除政敌、巩固皖系势力，“三一八惨案”更是用血腥手段压制民众的爱国诉求，独裁野心昭然若揭。

其主导的西原借款更见其“私”，虽不贪个人小利，却为筹措内战军费，将山东矿权、铁路经营权等核心权益抵押给日本，直接牺牲国家主权换派系权势。所谓“六不清廉”，终究是“不贪小利却嗜大权”股票配资信息，用国家利益铺个人仕途，虚伪本质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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